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文學？因為他們想從裡面得到一點啟發 | 夜讀·星辰與迴響
文學報 · 此刻夜讀
睡前夜讀，一篇美文，帶你進入閱讀的記憶世界。
......「圖畫書界奧斯卡」
這是一條寬闊河流，源遠流長，順著水流的方向，是崇峻向坦蕩宏闊，是湍急向幽深豐厚。這也是一片遼遠星空，每一顆星星自有其光華，璀璨交輝，匯入屬於中華文明的星辰大海。
自前輩名家為我們所撰寫的文章，和來自於文學現場的聲音中，我們聽到了某種共通性：時光荏苒，但寫作者向著文學應有的質地、品格和精神高度的持續努力，從未更改。在文學的燦爛星河中，這些聲音相互激盪、迴響，不斷闡釋和生發新的意蘊。
今天開始，陸續為大家帶來這組專題夜讀。我們將這組文章，定名為「星辰與迴響」。
星辰與迴響
走正確的文學道路
丁玲 | 文
刊於1983年7月7日文學報
（本文為丁玲應邀在本報和山西刊大聯合舉辦的「文學創作與中文教學」講座開講大會上的報告摘要。）
有的人說搞創作一定要到生活里去。有的人說：「我不要到生活里去就能寫。」也有人說：「我本來就有生活嘛，現在不就是在生活裡面嗎？還要到哪裡去？人活著不就在生活裡邊嗎？！」對這些問題我是有點體會的，現在就向你們交底。
——丁玲
支持辦講習班
對於創辦業餘的文學講習班，我向來是擁護的、支持的。在延安時候，「文抗」(即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)曾經在延安的一個山頭上舉辦過「星期文藝學園」。參加的學員和老師大都要跑十幾里路，起碼也得跑幾里路，可見他們的熱心。後來1950-1951年在北京，作家協會主辦了「文學講習所」。開始它不叫「講習所」，叫「文學研究所」，辦得還是不錯的。後來因為有了正式的「文學研究所」，它才改名為「講習所」。現在又辦起來了，據說還要擴大，將來要辦成文學院，成為最高學府。我不管它名稱叫什麼，只要你在那裡真正地學文學，在文學上走正確的道路，我都是擁護的。
去年我到瀋陽，瀋陽也有這麼一個班，也是幾千人。到大連，大連也有。今年到個舊，在雲南這個邊遠的地區也有。都辦得非常好，看了叫人喜歡。還有函授班，都是幾千人、上萬人。前不久我曾經把這些情況向法國的作家介紹，他們簡直都聽呆了。他們召集不起這麼多的人來。在那裡，請個外國人講學，張貼一個布告，來得最多的是幾百個人。前年我到美國跑了幾個大學，每次去的時候，他們都把我招待到一個小房子裡，說請等一等我們原來準備的地方太小了，現在要換一個大地方。到了一個大房子裡看呢，無非兩三百人，但他們高興得不得了：「啊呀，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多的人，今天來的人可多啊！」
■ 文學講習所（研究所）學習材料
我告訴他們，我國現在起碼有一千多種大小文學刊物，純文學刊物。他們說不可理解。他們很少有純文學刊物，那裡的文學作品總是登在各種刊物裡面，占後面的幾頁。我在美國和一個出版家交談。我說：你們這裡的書最多印多少本？他說是五千本。這同我們怎麼能比！
這次到法國，碰到了一個老作家威爾高爾先生，我問他：你寫一本書，三百頁，能銷多久啊？他說：銷半年，半年以後就沒有人買了，就不時興了。商店就要退回給出版社，所以出版社無論如何不敢多印。在加拿大，有一個老詩人，來過中國的。他送給我一本他的精裝本的詩。他說，只印了二十七本。我說我們請客發請帖也不止這個數啊。
從這些方面來看，我們這樣的講習班是不得了的。現在全國有這麼多的講習班，這麼多的人，如果一千個人裡面真正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作家，我覺得，成績就不得了啦。
我覺得，我們中國是最有希望、最有前途、最光明的地方。希望我們這個講座能辦得更好，要辦就得真真實實地辦。同樣，編刊物就得認認真真地編，真正能在刊物里選拔出一些人才。我就是通過投稿，由編輯把我提拔出來的。我沒有走後門，也不是認識什麼人才去投稿的，我是由葉聖陶先生把我提拔出來的。現在我還經常去看他老人家，他是我的先生，還是我的開門老師。去年，他要我給他寫一個序。我說：「我怎麼能給你寫序呢？我是你的晚輩。」他很感慨地說，沒有人啊！的確，跟他同時代的沒有幾個人能提筆了，大部分已逝世了。茅盾先生是完全可以給他寫序的，他們都是《小說月報》的編輯，可惜他也去世了。所以，他就點了我的名了。
■ 1956年8月，文學講習所第三期學員結業合影
文學的力量是很大的。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文學？如果文學沒有力量，他們喜歡它幹什麼呀？因為他們想從裡面得到一點啟發。要是現在的電影電視能發展到和文學一樣迷人，不止是有一個形象給你看，一個動作給你看，一個奇怪的故事給你看，而是能夠啟發你去想很多問題，那麼何苦去看書呢？那就坐在那裡，躺在那裡看電視了。不，還是要看文學。我認為文學可以使你在房子裡遨遊。電視也好，文學也好，都得看好的東西，也得靠有好的新的意境啊。
寫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
我再講一個大家喜歡談論的問題，就是寫東西到底要不要有框框，也就是文學和政治的關係。文學是寫政治，寫政策，還是寫我個人？有的人說搞創作一定要到生活里去。有的人說：「我不要到生活里去就能寫。」也有人說：「我本來就有生活嘛，現在不就是在生活裡面嗎？還要到哪裡去？人活著不就在生活裡邊嗎？！」對這些問題我是有點體會的，現在就向你們交底。
我寫東西就是寫我個人的，就是寫我自己。我只能寫自己，不能寫別人。當然，我寫小說，怎麼能只寫一個女人呢？當然不會。我還要寫男人，我還要寫壞人呢！但也是寫自己。寫自己的什麼？就是寫自已的思想，寫自己所喜歡的和不喜歡的。我開始寫文章就是這樣，現在還是這樣。要是不寫這個還能有什麼味道？這跟我現在對你們講話一樣，開始，我沒有情緒。我說：連你們的臉都看不清楚，也不能從你們那裡看到什麼反應，我怎麼講下去呢？但是我喜歡這個講座，我喜歡這些來聽講的人，那麼我就有感情了，就可以講了。要是沒有這個感情，那我就不能講。你要是沒有那個生活體會，你的感情和他的感情相差十萬八千里，你是不能寫的，也寫不好。所以，我不大寫那種最高大、最全面的偉人，因為我覺得我難以了解嘛！我只寫我了解的東西，只寫我知道的東西，使我產生感情的東西。
■ 寫作中的丁玲
你還是應該寫你自己。要不要生活呢？要的。這兩年我沒有下鄉去，也沒有到工廠，沒有到部隊。1979年我曾誇下海口，滿腹文章可以寫了。但是我可以寫的不是現在，還是寫我過去的生活。現在的，我不一定能寫了。比如現在的小青年，說老實話我不能寫。兩個人手拉手，在馬路上一路走一路說，我知道他說什麼呀。可能他們在訴說心裡話。可是究竟說什麼我就不知道。我還是寫過去的，寫抗日戰爭，寫解放戰爭。東北十幾年的風雪嚴寒也可以寫，要我寫現在不行。我可不可以去採訪呢？按說是應該再體驗生活，再了解現在，可是我沒有很多時間了，自然規律限制了我。
從頭去體驗現在的生活，就由年輕的人去了。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體驗生活呢？我這回從北京經南通、南京到上海，一路來我也經歷了豐富的生活。同我在一起的，有一二十個人。以前我很少和這些人在一塊兒。我過去都是和老太婆、老頭子、小伙子、小姑娘在一起，我是個「土包子」。這回盡和「洋包子」在一起，而且都是「才子佳人」，會唱的，會彈的，會畫的，會說的，會講的，會寫的，我覺得很有趣味，因為我過去沒有這個生活。一個作家不能排斥生活，我是不排斥什麼生活的。比方我可以到這個地方來講課，也可以到那個地方去講課。都可以，無所謂，對我都是新鮮的嘛！
我並沒有規定自已，我只要什麼，不要什麼。我希望自己象一塊海綿，走到什麼地方，都能吸收這個地方的空氣、水分，什麼東西都可以吸收。一個作家如果不是隨地隨時都能夠吸收東西，而且在自己這個腦子的廠房裡把它重新加工，那麼你這個作家幹什麼呢！一天到晚呆呆地坐在那裡，腦子都不活動了，那你還有什麼創作呢？我們現在隨時隨地都有生活，但也不完全如此。最主要的還是要到群眾裡面去獲取生活。參加政協當然也是生活，我可以看到，各個各種專家在那個地方發言，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體會，知道他們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。因為什麼東西都可以成為我寫作的材料，但最主要的是作家要有感情。我這個感情要從哪裡得到並豐富呢？要到老百姓那裡去，到底層去，要到工人、農民那裡去。當然，這不是說，不到別的地方去。
■ 外國攝影師眼中1980年代的中國小鎮
到那個地方去，不是去觀賞，去看一幅畫，而是真正參加他們的生活。對這個地方的工作，對這個地方的人的思想感情，我都有一種責任感。要有那麼一種胸襟，只有和人家一塊勞動，一塊生活，才能體會他們的感情。
經過大半輩子在農民那裡的生活，我實在覺得，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東西，比我從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認識的，四十年代認識的，五十年代認識的那些老朋友那裡所得的東西更多，更多。農村中儘管有落後的老太婆，不識字的文盲，迷信的，或者還有其它一些愚昧的東西，但是他們的精神，他們的胸襟，卻給了我生活的力量，給了希望。我愛他們。
民族傳統不能丟掉
另外，就講一個文學形式問題。
我在美國曾到大博物館去參觀。那裡面東西很多：法國的、義大利的、中國的、阿拉伯的、非洲的；多種流派的，古典的、現代派的，什麼都有。他們有錢，搜羅了很多好的東西。當時有人向我提議：蘇州式的庭園就在旁邊，去看看吧。我就去看了。這個庭園是我們蘇州派專家小組去設計的，它占的地方不大，不象上海龍柏飯店那樣有氣派，有那麼大的草坪，有那麼多的龍柏，完全是我們中國式的庭園。我說這是中國的東西，不稀奇，而外國人卻感到十分新奇。我走到那地方一看，覺得這地方真舒服呀。它並不是以裝潢得堂皇富麗、精雕細刻來吸引人。裡面有小小的半邊亭子，有兩棵芭蕉，有柳絲飄拂，有幽靜而又非常乾淨的小路，路旁種上萬年青，正面是莊重樸素的大廳，一塊黑匾上寫兩個金字「明軒」。屋子裡面也很樸素，八仙桌、條幅、椅子。它使你一進去就感到非常舒服，感到和諧、恬靜，使你只想在這裡靜靜地做點什麼。坐在這個地方就象沐浴在溫泉裡面，渾身舒服，一身輕鬆，就想有所作為。這樣的地方，據我看來，外國人都不想走，都會流連忘返，都著迷了。中國許多東西就是這樣使人著迷。
■ 1970年代，頤和園戲台 水彩畫
你看《水滸》《三國演義》《紅樓夢》，你讀《離騷》、唐詩、宋詞，中國這些古代的東西，儘管你的感情和它不一樣，可是你還會迷在裡面。我到巴黎，看到一些漢學家。他們都是研究李白、杜甫、孔子、老子的，他們對那些感覺到非常有趣味。我見到一個院士(法蘭西學院的一個最高的，唯一的女院士)，她就喜歡研究孔子。她寫了一篇小說，中國翻譯了，叫《王福》，寫的是我國的一個神話。「王福」是一個畫家，他專畫皇帝討厭的東西。皇帝叫他來畫，他畫了一隻船，還有水。皇帝要殺他，他就坐在畫的船上走了。她就寫了這樣一本小說。她還念了兩句孔子的話給我聽，我不懂法語，經過翻譯，我就在紙上寫了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她非常欣賞這句話，說：「是的，我早上知道真理，我晚上也可以死了。」但是，對我們現在有些有名的作品，有名的作家，她卻不知道。最時髦最有名的，她也不知道。我說這些是我們有名的現代派作家。她說現代派在我們這裡過時了。我還見到一個著名的新小說女作家，81歲的薩洛特，她寫了二十年才出名。我問她：「你和現在的現代派有什麼關係？」她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我不看他們的作品。那些作品很無聊，很淺薄。我的作品同我的現代派是有思想的。」我因為沒有看過她的小說，對中國的所謂現代派我也沒有研究，我不好說什麼了。
所以，看來人家喜歡我們的東西是什麼樣的呢？是中國式的。五十年代，蘇聯有個作家來中國，我陪他到上海看了部電影，是描寫紗廠女工的。他說這裡面太多的是蘇聯貨，還有美國好萊塢的貨，兩句話就把這影片否定了。他說：我要看的是中國人民的生活，有中國風格、中國氣派的中國貨。「舶來品」，他們不喜歡看。他們來中國，要看的是我們的故宮，我們的頤和園，我們的岳陽樓。有個法蘭西文學院的院士說：「我們現在法國作家，他們不要傳統，不要巴爾扎克，不要雨果。可他們自己寫不出好作品。這是我們法國文學的危機。我們法國現在沒有權威作家、沒有燈塔。我們希望將來會有年輕人認識傳統，用新的形式寫出新的作品來。」這是不是當前世界性的潮流呢？我只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。
我們現在也有這樣的人，說到讀書，他「縱」的不讀，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讀古書。只能讀「橫」的，讀外國的，讀美國的，法國的，非洲的，西班牙的，總之，只能「橫」讀。我說，「橫」的是要讀的。我們要了解現在外國人在搞些什麼東西。搞得好的我們學，搞得不好的我們不要。可是你不讀「縱」的，我可有點懷疑。有人說，他們已超過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、五十年代，都超過了。那我更不好說，因為我是三十年代的。可是到現在我仍覺得，我這個三十年代的要寫二十年代魯迅那樣的短篇小說，實在有點望塵莫及。我只敢說這樣一句話，就是你們實在幸福！現在你們不是從地平線往上爬，登高。魯迅他們是從地平線的地方登高，攀登幾千米。而你們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已經登到二千米或者三千米的地方，你們的起點是二千米，是三千米。
我希望大家還是要從頭看，不能割斷歷史看。沒有魯迅，沒有二十年代，沒有五四運動，沒有那些，也就沒有現在。我們要相信歷史。所以，我希望同志們老老實實、扎紮實實地學，在我們的傳統上面，在我們現實主義的基礎上，努力往前走。飛機當然是好的，但我們沒有飛機的時候，還是要坐火車。我們要腳踏實地往前走，要有民族的特點，要有中國人民的感情。
我講的很多了，占用了大家很多時間。講得不好，希望大家批評。
新媒體編輯 張瀅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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